眷村的故事（一）
我家的眷村在台湾众多的眷村中算是较新的，完成于1966年，那是撤退来台后已十五年之后的事了，因为当年随军来台的年轻军官，也都到解除禁婚令的年纪了，当年十七、八岁的小伙子都到了而立之年，陆续申请结婚批准，于是就产生了一大堆的眷舍需求，我父母于1961年结婚，原在当时的克难街现在的国兴街租房，后来分配到了眷舍，因为听多了厕所是公用的老旧眷村，有多可怕的各种说法，我母亲还极为恐惧的大老远的跑去看房，确定分配到的房舍内是含卫浴的才肯搬迁，而当时的内湖区还是台北县的内湖乡，直到1968年因为台北市要升格直辖市才将内湖划入台北市辖下，母亲回忆当年的交通有多么不便，从内湖往西要进入台北市区，只有一班每小时一班的16路公交车，开到大直，再换车进城，另一边向东南也是一班一小时开的28路公交车到松山，再转车去东区，比照现在办公大楼林立的内湖科学园区和全台第一条文湖线捷运，内湖的发展真的只能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了！记得小时候的内湖，除了稻田，砖瓦窑就是眷村了，陆军，海军，宪兵，国防部，警备总部的眷村大大小小不知凡几，小学的同学中，有一半是眷村小孩，一半在地小孩，在地小孩中必有姓郭，姓林的，因为这是内湖的两大家族，世世代代以来，郭，林两家又不停的联姻，因此在内湖地区的家族势力是巨庞大啊。我家的眷村是宪兵军种的眷村，全村有304户，眷村的配置大概是这样的，眷村的一号是自治会，有一个管理员，负责广播，公告及处理村子里的大小事情，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接电话，全村三百多户人只有那一支电话，有人打电话来他就广播几号，几号到自治会接电话，我记得的那个管理员伯伯真的是凶的要命，动不动就会打小孩，永远广播着听不懂的事情，现在想想应该是因为他浓重的乡音，无法与人正常沟通，再加上眷村的熊孩子真的是欠到一个极致，所以老子干脆先出招制敌机先再说，这种管理眷村的老伯伯几乎都是孤身一人，能得到这个工作还不知托了多少关系，拜了多少码头才成的事，他们就窝居在自治会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工作吃喝睡觉，就这一方空间，偏偏那些熊孩子们又特别喜欢捉弄他，经常看到老伯伯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黄埔大内裤，疯狂的追打着一群熊孩子。
眷村的二号是妇联会工作室，先生长年在军旅，所以妇联会就担当起安定家中妻子的工作，我们这个眷村是本省籍的太太居多，所以妇联会经常会有烹饪课尤其是面食课，因为眷补里有面粉这一项，起初面粉可以换其他的东西如米、油、盐之类的，所以面粉几乎都是被换掉的，但后来发现常此以往下去不行，便不准再换，但本省籍的太太对面粉是束手无策的，所以妇联会马上开办了面食教学，这时候开始，连台语都南腔北调的眷村里，开始出现了包子，馒头，水饺。而在那个客厅即工厂的年代里，很多工厂也都借着教学的名义到眷村教学，什么电动绣花，织毛衣，学成之后就可以去工厂上班或在家做家庭代工。很多的眷村妈妈也就这样成为劳动市场的一员为家庭赚进很多金钱，相对的也疏于对孩子的管教，这些熊孩子们也互相教学相长，流氓愈混愈大尾。我母亲也曾在金钱的趋使下，做过短期的家庭代工，后来发现根本无法兼顾孩子的教育，所以便放弃了，这是我母亲的智慧，她总说孩子的教育比赚到多少钱都重要。
而眷村的三号是福利社，全村三百户只有这一家小卖店，家家户户临时需要个柴米油盐什么的都一定得到这来买，因为几乎是独占生意，所以申请条件还颇严格，规定要是本村住户还要有相关工作经验才能申请，于是，这艰难的任务自然得落到我父母肩上了。其实是因为当时外公家家变，诺大的重庆北路迪化街商圈的店面，因替人具保而被银行查封，二舅舅一家无处可住，我母亲便要父亲去申请福利社的经营权，然后委由舅舅照看，这样舅舅一家就有住处了。当然，因为外公家当时经营的就是粮食中盘商的生意，日制时代还登上过东京的杂志专访，全盛时期除了自家人，还另请账房，柜台，送货工人共五个人，生意之大可以想见。国民政府来台后，又因为要申请烟酒专卖和邮政代办，一直未果，直到这个一直被母亲的祖母嫌弃的“外省仔”出手相助才搞定，我父亲说，从被老祖母拿扇子赶狗一般的说：“快走”，到祖母口头上说：“走开！我们不嫁外省人”，到祖母说：“你来了”，再到祖母说：“里面喝茶”，他可是走过老祖母的刀山火海才追到我母亲的！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本省籍的表弟、表妹是在眷村里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，你说奇妙不奇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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