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rlda 发表于 2016-12-11 15:46:29

仕途风雨行

你走你的阳关道,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在中国谚语中,阳关道是一条平坦通畅的大道。大道通衢,能直达长安城,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那么踏上阳关大道,就一路顺风了吗?那也未必。沿阳关道往右走,前面是大唐的权力中心长安,或许能够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;但如果往左走,离长安越走越远,那就得担忧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了。   

  用阳关道来比喻仕途是非常贴切的,看起来高大上,走起来得分方向。既然一条路注定有两个方向,就必然有人来来往往。右迁时风生水起,左迁时凄风苦雨,而迁行的人往往就在左右摇摆的风雨中迷失了脚步。许多人在这条路上颠簸起伏,甚至摔得粉身碎骨。然而就是这样一条铺满鲜花与荆棘道路,让古今多少中国人趋之若鹜?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,又有几人能荣登仕途?   

  隋文帝创立的科举制在初唐时得到完善,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,成为后来一千三百年里中国人迈进官场的主要途径。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是这条途径最后一道门槛,跨过去了便是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,但这之前“十年寒窗无人问”的艰辛,也只有走过这条路的人才知道。   

  科举制度给普通百姓提供了鲤鱼跳龙门的机会,但有些人是被拒之门外的,包括妇人、奴仆、商人、罪人和出家人。哪怕才华横溢如李白,也因为是罪臣之后或商人之子而没有科举的资格。不过跟着一帮庸庸碌碌的书生一起去抢绣球,本不是李白的意愿。自负的他情愿剑走偏锋,到终南山去亲近那些能接触到皇帝的人,以谋求直接举荐的机会。   

  这条终南捷径让李白得到唐玄宗的礼遇,并安排了一个的文职类工作——翰林待诏。这虽是一个不涉政事的六品小官,但能够时常跟在皇帝身边,不愁没有转机。奈何李白个性太过张扬,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(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),这在官场上怎么混得下去?结果不出两年,唐玄宗就给李白发了一笔抚恤金,让他直接走人了,连个贬官的机会都不给。   

  不是谁都适合当官,也不是谁都能适应仕途的多变。李白的这种结局算好了,毕竟他的傲慢除了让别人难堪外,并没有动及他们的奶酪。而且在盛世为官,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相对来说,也不会太过锋芒。若换成朝廷疲软、党派纷争的时局,官场上人人自危,那么仕途上的起起落落就习以为常了。   

     

  安史之乱后,唐朝的政局陷入两大困境: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。藩镇割据让中央集权削弱,河北三镇(范阳节度使、成德节度使、魏博节度使)可以不听命朝廷,不上缴贡吉林白癜风医院赋,甚至还要起兵叛乱。宦官专权则让皇权旁落,他们不仅掌控兵权、把持朝政、一手遮天,甚至做出逼宫弑帝的疯狂逆举。   

  局势越黑暗,越容易跳出热血慷慨的有志之士。永贞元年(公元805年),唐顺宗即位,用自己原东宫旧臣来重组内阁。王叔文入主翰林,韦执谊就任宰相,联合左散骑常侍王伾、礼部员外郎刘禹锡、屯田员外郎柳宗元等八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专科比较好人,迅速展开一场革新运动。改革的重点就放在收夺宦官兵权和制裁藩镇跋扈上。无奈新政势力根基不稳,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以顺宗被逼退位而告终。可怜这个当了二十六年太子的顺宗皇帝,在皇位上还没坐满七个月,就荣升为太上皇。   

  王叔文赐死,其余九人被贬。中国文学史上一对著名的难兄难弟——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仕途流浪生涯,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开始了。   

  刘禹锡,字梦得,生于772年;柳宗元,字子厚,生于773年。两人不仅仅年龄接近,而且同年参加科举,同时进士及第。他们在政治上同朝同党,在文学上一唱一和。为了论证他们这种志同道合的关系,历史还特地把他俩的仕途经历编排得如出一辙。   

  永贞革新失败后,刘禹锡被贬为连州(今广东连州)刺史,柳宗元被贬为邵州(今湖南邵阳)刺史。二人同行赴任,这才走到江陵(今湖北荆州),朝廷一纸诏书快马送达:刘禹锡加贬为朗州(今湖南常德)司马,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(今湖南永州)司马。   

  按照唐朝的官制,刺史为州的治白癜风沈阳哪家医院好长官,从三品,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。刺史之下设有别驾、长史、司马等上佐官,都是一些没有实权的闲职;当刺史岗位空缺时,上佐官可以代理州务。司马的官品为从五品下,虽比刺史差了一截,但是跟刘柳二人之前所任的员外郎(从六品上)相比,实际上是没降反升了。官员的品级越高,每月俸禄也越多,这在常人看来怎么能算被贬呢?况且拿着高薪当闲差,多令人羡慕呀。   

  我们要站在当时社会去看问题:远离中央意味着远离集权,朝廷不让你兴风作浪,你还有什么机会施展抱负?这在权重于利、有权才有利的封建官场来说,就是贬职。何况左迁的地方,在当时都属于南方荒蛮之地。恶劣的生活环境,迥异的民俗民风,让很多没去过的人听着都害怕。   

     

  柳宗元到永州后水土不服,严重到“行则膝颤,坐则髀痹”的地步。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,直到元和九年(公元814年)十二月,又一纸诏书飞来——终于可以回京啦!   

 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(柳宗元)   

  十一年前南渡客,四千里外北归人。   

  诏书许逐阳和至,驿路开花处处新。   

  柳宗元行至灞桥时已是早春二月,和煦的春风下,柳枝冒出了嫩黄的新芽。远处那抹淡灰色的城墙,在柳枝的摇曳中若隐若现。   

  哦!久违的长安,我在四千里外朝思暮想的长安,此刻就在眼前。这一路上已经花开处处,那长安城里定是满城明艳。梦得兄,你从朗州回来的路程比我近,想必已在城里快活了许多天;你去赏花时可要等等我,等我一起同醉花间。   

  没错,刘禹锡这次也被召回来了。他独自走在熙熙攘攘朱雀大街上,车马扬起的尘土扑面而至。街上往来的人个个春风得意,都说是刚从城南玄都观赏完桃花回来,怪不得都面带桃花。刘禹锡心想:那里的桃树都是我离开长安后栽的,当年若不是我们这群人被贬到外地,朝堂上哪轮到现在这帮趋炎附势之徒来指手画脚?他们就好像眼前这些奔走于俗世红尘中的看花人,哪里的花开得鲜艳就往哪里挤。他这么想着,心里郁结难平,便写了一首《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:   

  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   

  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   

  光从字面上阅读,我还以为这首诗跟柳宗元的《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》一样,都是表达故地追思之情。若不是标题中用了一个“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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